1929年夏天的重庆股票配资官网开户，热浪像从江面上滚出来，一层叠着一层。嘉陵江边，沙坪坝一带还是乡村模样，田畴铺展，鸡犬相闻，偶尔传来几声汽笛声。谁也想不到，就在这一年的秋天，这片看似普通的坡地上，将要落下一桩改变西南高等教育格局的大事，而一个叫饶家院的地主庄园，会从此和重庆大学的名字紧紧拴在一起。
那是一个军阀盘踞、局势动荡的年代。四川军界最有名的强人刘湘，正雄踞重庆。他或许不会想到，后人提起他的名字时，除了军功和权势，还会记起一句看似琐碎的命令——“每宰一头猪，加征一毛钱”，而这一毛钱，最后堆砌成了西南最高学府的地基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段故事并不是从大学校园里的课堂开始的，而是从一户书香人家的科举梦想起步，从一座建于清咸丰年间的深宅大院缓缓展开。
一、从科举父子到书香庄园
咸丰十年，1860年，重庆城西嘉陵江畔，一座坐北朝南的院落悄然开建。三重院落、层层天井、粉墙黛瓦，这就是后来名声渐响的饶家院。那时，饶家院的未来，只有一个普通的方向：做一座体面的地主庄园，供一户读书人家立足城乡之间。
院子的后面，是饶氏家族的耕读 tradition。巴县秀才饶冕南出身农家，靠着祖上传下来的几十亩田地，硬撑起走科举路的勇气。那时候的科举，不亚于后来的高考，只是竞争更残酷，成败更悬。几十年寒窗，他终究只停在一个秀才名分，迈不过更高的门槛。
时间推到光绪二十八年，1902年秋风起时，年近花甲的饶冕南带着已经长成青年的幼子饶道源，再次踏上赴考之路。他们去了成都，参加三年一次的四川乡试。父子二人挤在同一条科举“独木桥”上奔波的样子，在当时的重庆乡间颇为少见。
这一次，命运罕见地露出了笑脸。先是报子敲门高喊“饶道源老爷高中”，家中欢腾，老父亲却故作镇定，嘴上呵斥“吵什么吵”，心里却发紧。没过多久，第二个报喜声又响起来——饶冕南本人也中了举。喜从天降，他一时失态，提着夜壶就冲到了堂屋，活生生演了一幕被乡邻笑称的“范进中举”。
父子同科举人，在重庆科举史上屈指可数。中举之后，两人先后在重庆主城主持学堂：饶冕南与教育打交道，饶道源则参与创办、执掌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和法政学校。他们靠声望与功名积累起一笔不小的财富，顺势进城买下、扩建了位于沙坪坝红庙子的庄园，将其打造成家族体面的象征——饶家院。
经过重新营建的饶家院，占地三亩有余，三进院落层层递进，气势不凡。院门之内，既是书香门第的脸面，也是饶氏父子多年科举心血的物质化身。若故事停在这里，这个院子不过是千百个地主庄园中的一座，最多在地方志上留一行字。但历史偏偏在此处拐了个弯。
二、军阀、议员与大学梦
20世纪20年代，重庆的格局悄悄发生变化。北伐余波未平，军阀势力仍盘据一方，但城市商业繁荣，人口激增，现代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。重庆本地知识界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西南这么大，怎么能一直没有一所像样的现代大学？
1929年夏天，巴县议事会议长李奎安站了出来。他是有名的“重庆五老四学士”之一，在地方绅商中的号召力不小。就在菜园坝杨家花园，他牵头召集了重庆社会各界，成立“重庆大学促进会”，组建筹备委员会，目标很直白——在重庆办一所“完备弘深之大学”。
只是，办大学需要的不仅是热情，更是实力。这个时候，雄踞重庆的四川军阀刘湘，被推了出来。让他担任筹委会名誉领袖还不够，众人索性请他出任重庆大学首任校长。对军阀而言，给自己增添一顶“兴学办教”的帽子，有利无害；对办学者来说，有了刘湘的名义做招牌，很多难事就容易打开局面。
1929年10月，重庆大学正式招收了两个班，共177名学生，学制偏重实用，课程设置紧跟当时的现代学科体系。但眼前马上出现一个现实问题：有学生，有老师，却没校舍。临时的安排，是把学生安置在刘湘部队的骑兵营地。
那段时间的景象，颇有几分戏剧性。天一亮，营地里一边是士兵操练的口令声，一边是学生朗读课文、背诵公式的声音，铁靴踏地和翻书声混在一起，别有意味。只不过，住军营终归只是权宜之计，既不安稳，也不长久。筹备委员会心里明白，必须尽快找到一处合适的永久校址。
于是，一场“为大学寻根”的行动开始了。筹委会成员沿江而上，反复勘察重庆城周边地势。他们既要考虑地形开阔、安全安静，又要兼顾与城市的交通联系，还得预留将来扩建的空间。这样的地块，谈何容易。
某一天，一艘汽艇从朝天门码头解缆，逆着嘉陵江水驶向上游。汽艇靠岸沙坪坝中渡口后，一行人登上附近的松林坡。站在那片坡地上，筹委们的眼界一下子舒展开了：江风顺坡而上，田野铺展，环境清幽，离市区二十多里，既不偏僻，又免去闹市的喧嚣。更让人眼前一亮的，是田野中央那一片林木环绕的深宅大院——屋舍整齐，墙瓦完整，看上去只要略加修缮就能使用。
这座深宅，正是饶家院。院子连同周边九百多亩土地，已由饶道源与重庆富商刘象曦等人共同所有。以当时的市价，要拿下这片地加上院落，至少需要一万五千银元，对于刚刚起步、资金捉襟见肘的筹备委员会来说，几乎是天价。
有筹备委员苦笑着说：“好地方是好地方，就是太贵了。”眼看着心仪已久的校址可能擦肩而过，局面一时僵住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关键人物被推到台前——巴县龙隐镇镇长程尔昌。
程尔昌年轻时经商办矿，名气不小，著名的渣滓洞煤窑便出自他手。他既懂商界规则，又熟悉地方豪绅的心思。筹委会请他出面，以刘湘“兴办教育”的名义，与饶道源、刘象曦等地主大户进行谈判，这一步走得极有心思。
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，谈判中程尔昌话不多，却句句戳在要害。“饶老爷，”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“你们父子两代都是举人，知道读书有多难。现在在重庆办大学，将来天下的读书人来这里求学，你们饶家的名字会一直被记住，这是银元买不来的体面。”这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再加上刘湘的旗号压阵，对方也不好太过坚持。
最终，双方达成协议：土地与院落按市价折成款项的一半支付，另一半视作捐赠。换句话说，九百多亩地，饶氏与刘家实实在在只收了一半的钱，另一半则以“捐学”名义让给重庆大学的筹建。
这一笔交易，让饶家院的命运拐向了另一条路。从地主庄园，转为大学校园的核心。也正是在那一年，1929年10月12日，重庆大学第一批师生正式入驻饶家院，开堂上课。日后，学校便把这一天定为校庆纪念日。
三、“每头猪一毛钱”的校园基石
有了地，有了院子，大学算是有了“根”，但想要把校园建设起来，资金压力比买地还要大得多。需要修建的，不只是一两栋教室，而是一整个校部、学院楼、实验室等一系列建筑。那是一个庞大到让人头皮发麻的工程。
筹备委员会清清楚楚地算过账：要在九百多亩地上扩建校园，至少要花十八万银元。这在当时的重庆，是一笔足以让许多商号破产的数字。捐款、募集，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，但与庞大的预算相比，杯水车薪。正当人们愁眉不展的时候，刘湘拿出了一个颇有“军阀味道”的办法。
他下了一道命令：在重庆全市加征一项附加税，叫作屠宰附加税——每宰一头猪，多收一毛钱，用于重庆大学的建设。看上去是个不起眼的小数字，但在当时的重庆，城市人口增长迅速，肉类消费不少，这“一毛钱”，日积月累，很快就堆成了大数目。
有人私下嘀咕：“为读书人修校舍，居然要从猪身上刮钱，倒也新鲜。”但不得不说，这个办法确实有效。屠宰附加税施行一段时间后，建设经费终于凑够了十八万银元。这笔钱，交给了受聘来渝的英国建筑工程师莫里逊，由他负责设计与承包建设工程。
在莫里逊的规划里，饶家院不再只是家族私宅，而是校园建筑群的起点。旧院落周边，逐渐增添了讲堂、办公室、实验楼，梁柱、砖石、青瓦之间，开始有了现代大学的轮廓。院内原本用于家族起居的房间，改成了教员宿舍和行政用房；深深的天井里，传出的不再是家务琐事，而是学术讨论和课堂争辩。
从那一刻开始，饶家院正式卸下地主庄园的身份，转为重庆大学校部和教授住宅的核心区域。青砖黛瓦之间，走进走出的是新式教育的开拓者，是有志于以新学改变中国的人。李四光、马寅初、卢作孚、冯简、柯召、吴宓、潘序伦、何鲁、潘淑、吴冠中、艾芜等学者教授，相继在重庆大学任教，也多在饶家院附近藏身栖居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抗战爆发后，重庆成了“陪都”，全国的政治、文化焦点纷纷汇聚于此。饶家院，也就在这一时期，被打上了更深的时代烙印。一位工程学教授的孩子，在这里度过了童年，几十年后在世界物理学界引起轩然大波；一位画坛大师，在这里签下一纸婚姻终结协议，把个人情感纠葛永远锁进这座院子的记忆里；一位敢言的经济学家，因为批评当局经济政策被关押，生日时收到的寿幛上写着“不屈不淫征气性，敢言敢怒见精神”，这背后，是饶家院那段压抑而又倔强的岁月。
抗战时期，重庆遭受日机持续多年狂轰滥炸。1938年至1944年，重庆城内外的商业区、住宅区、学校区屡次成了目标。饶家院所在的重庆大学，也没能幸免。工学院、饶家院等地多次被炸，师生中不乏伤亡。即便如此，校方仍坚持在废墟上修复校舍，教学、科研尽量不断。
那时，许多学生内心都憋着一股劲。1942年前后，重庆大学水利系学生何其忱，在堂叔何鲁教授的鼓励下，主动应征入伍，去了空军军官学校第15期飞行班，后来成为著名“飞虎队”的一员。他离开学校前，有同学半开玩笑地问：“你飞上天，可别忘了饶家院的天井啊。”这句轻松的话背后，是那个年代青年人对国家命运的忧思与决心。
抗战胜利后，重庆不再是临时首都，政治中心转移，但饶家院与重庆大学，却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继续默默积累自己的故事。
四、一座院落的荣光与告别
新中国成立后，战争的硝烟散去，饶家院从战时的惊险日子里缓过劲来。它的身份再次发生变化，从战时的“学术堡垒”，转成校园生活的中心地带。邮局、书店、咖啡店、银行、理发馆、杂货铺，逐渐在院子四周聚拢，学生口中的“重大解放碑”，就这样形成了。
那时候的重庆，夏天一如既往地热。晌午的风像从蒸笼里吹出来，走到饶家院，常常可以听到小贩拉长了嗓子喊：“高粱粑，八分一个，又热火，又大坨，又经济，又节约。”开州来的贫寒学生王家素，每次路过都要停一下脚步，眼睛盯着竹篮里的高粱粑，嘴里却只得咽口水。八分钱，对那个年代家境拮据的大学生来说，都不是随便可以拿出来的数目。
后来，王家素成了重庆大学无线电专业的高材生，又花多年工夫，研制出世界第一辆载人高温超导磁悬浮试验车“世纪号”，被誉为“中国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之父”。他在回忆文章里写道：“如果重大还有那种高粱粑，一定要吃个死饱。”这句话看似轻松，其实把那时学生的清苦与坚持，都埋在了高粱粑的香味里。
在饶家院，除了高粱粑，还有一款几乎所有老重大人都会提起的饮料——摇摇冰。玻璃杯里灌上橘子味汽水，再盖上一块冰淇淋，吸管一戳，汽水和冰淇淋混在一起，入口冰凉，那叫一个过瘾。周末夜里，院子里摆满了小桌椅，学生三五成群，一人一杯摇摇冰，在晚风中谈天论地，说专业课程，说国内外形势，也说各自模糊的前程。
1964年春，北京电影制片厂《烈火中永生》剧组来到重庆取景。剧组在重庆大学拍了一场戏：于蓝扮演的江姐来到校园，看望华为和孙明霞，她在这里亲眼看见学生们开会、贴标语、抓特务的场面。围墙外贴满了“反饥饿、反迫害、我们要自由”等标语，饶家院里里外外挤满了围观的市民和学生，连当时的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都跑来看热闹。
这一段镜头，在银幕上不过几十秒，拍的时候却足足折腾了三天。胶片定格了当时的旗帜和标语，也顺带把饶家院的影子，留在了中国革命题材电影的记忆里。
岁月慢慢往前推，院子里的青砖开始斑驳，雕花窗棂渐渐失去光泽，青石板缝里爬满了苔藓。有人说，“院子也有自己的年纪”，这一点在饶家院身上表现得很明显。它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从少年到壮年，也被无形的时间一点一点磨旧。
2002年的春雨季节，一张醒目的迁移通告被贴在饶家院的墙上。为了建设一座121米高的新主教学楼，这座从1860年就开始存在的老院落，被列入拆除计划。消息一出，校园里立刻议论纷纷。
不少学生心里难免失落，有人给媒体写信，信里这样说：“对我来说，饶家院顺理成章就是心中的怡红院。没有怡红院的大观园会是什么样？那没有饶家院的重庆大学，还会那么美吗？”字句之间，没有激烈的控诉，只是放不下这片陪伴了太多青春的空间。关于这个疑问，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答案。
拆除前夕，学校组织人员对院内能保存的构件进行抢救。在瓦砾中，有工人发现了一块刻有“一邱一壑”的石匾，将其小心翼翼移走，后来安放在逸夫楼内。那块石匾，算是饶家院从旧日岁月里带到新校园环境中的一个见证。
2008年，最后一片青瓦从高处掉落，落在钢筋水泥浇筑的地面上，碎成几瓣。到这一刻，饶家院的实体形态彻底退出了历史。那片院落曾经的轮廓，被新的教学楼和广场覆盖，旧日的天井与回廊再也看不见，只剩地名与记忆留在许多人的心里。
然而，院子虽然不在了，和它有关的人，却一批接一批地回到这里，寻找想象中的方位。2014年1月6日，已经7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来到重庆大学。他的童年曾在饶家院度过，那时候父亲丁观海在重庆大学工学院任教，全家寓居于此。站在饶家院遗址附近，他沉默地看了很久。旁边的老师轻声问：“丁先生，是不是想起小时候的事？”丁肇中只是点点头，没有多说。
另一位常常回来的老校友，便是王家素。他走在校园里，哪怕知道院子已不存在了，脚步仍会不自觉地拐向饶家院旧址那一片。他在文章里写道：“饶家院门口高粱粑的叫卖吆喝声，永远铭刻在记忆深处。”一句“永远”，把个人饥饿的青年时代，与这座院子紧紧拴在一起。
从咸丰年间的地主庄园，到民国军阀时期大学校园的起点，再到抗战中的学术堡垒和新中国时期的校园生活中心，饶家院的身份换了又换。它见证了一座大学从无到有，又从边缘走向重要，也见证了无数人的青春与命运曲折。
很多年后，人们提起重庆大学怎么起步的，往往会说到两件事情：一件，是1929年那次沿嘉陵江而上的“寻地行动”，以及饶道源等人愿意以“半价出让”九百多亩土地和院落；另一件，则是刘湘那道“每宰一头猪征一毛钱”的屠宰附加税命令。前者体现的是一代科举人家向现代教育的转身，后者则透露出动荡年代里对知识与学校的某种重视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饶氏父子的科举记忆与书香情结，没有地主愿意拿出半数土地作捐赠，没有军阀愿意承担“每头猪一毛”的压力，没有筹备者一趟趟沿江勘察地形，重庆大学的故事，恐怕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。那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小事，最后却沉入历史深处，形成了一座大学之所以存在的底层支撑。
在许多老重大人心里，饶家院不只是建筑实体，而是一个很具体又说不太清的“原乡”：那里有天井里的蝉鸣，有夏夜的摇摇冰，有考前来回踱步的焦灼股票配资官网开户，也有大轰炸后匆忙修补屋瓦的身影。院子拆了，记忆还在。那句朴素的说法，倒也贴切——有大学的地方，需要几间教室；有“家”的感觉的地方，往往只需要一座像饶家院这样的院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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